很多時候，汪凌瑩的世界都被裝進一個袋子里。

那個白色的無紡布袋，已經(jīng)被五六本書塞得滿滿的，書上有拼音、生字和故事。對于普通人而言，那意味著受教育的開始，是通向更廣闊世界的鑰匙。

通常，這個袋子被毫不起眼地安放在距離汪凌瑩家4公里外，浙江省淳安縣浪川鄉(xiāng)雙源完全小學老師辦公室。3年的時間里，這所學校的全體12位老師，每人都提上過這個袋子。每一周，他們之中總要有人獨自走上山路，把外面的世界用袋子裝好，送到汪凌瑩眼前。下一周，再換成另一位老師。

由于患有成骨不全癥（又稱脆骨癥），汪凌瑩13年的生命中有7年都坐在輪椅上。命運先后禁錮了她的雙腿、視力和聽力，如果沒有這個袋子，她伸向外界的一切觸角幾乎都被斬斷了。

自從今年2月到浙江省人民醫(yī)院住院以來，她已經(jīng)很久沒有見過那個袋子了。6月9日這天，聽說老師要來，她又像往常一樣坐直身子，眼巴巴地望著門口。

蔣有兵熟悉這種眼神。他是學校12位老師之一，也是校長。從學校到汪凌瑩家，走路需要一個小時，有時還要翻座山。這個10年前畢業(yè)的大學生，即便在大山里，也總是穿著皮鞋和襯衣。穿過蔥郁的茶園和桑田，鞋底已經(jīng)沾滿了泥。每次隔著老遠，他就能看到汪凌瑩坐著輪椅等在門口。

跟周圍蓋著歐式圍欄的房子相比，那個家顯得格外破舊。兩層高的樓房沒有任何外部裝飾，裸露著灰撲撲的水泥。門前延伸下來的不是臺階，而是圍著不銹鋼扶手的緩坡。在這個三口之家，這個設計需要考慮到兩個人——除汪凌瑩外，她的母親四肢發(fā)育畸形，髖部幾乎直接連接著雙腳。

蔣有兵記得在3年前，剛剛10歲的汪凌瑩被渾身濕淋淋的父親抱進了自己的辦公室，父親亂蓬蓬的須發(fā)垂過肩頭，人造皮衣的表面毛毛糙糙。“我女兒想上學，您看能不能想想辦法。”她的父親看起來更像個干瘦的老人，來回搓著手，不好意思地笑著說。這個新調(diào)任的校長還在猶豫，面前的女孩突然抬起頭，小聲地說：“校長，求求你讓我讀書吧，不然爸爸媽媽老了都沒飯吃了。”

這個答案消除了蔣有兵的一切顧慮，他很快作出決定：讓12位老師輪流到她家上課，包括他自己。

從那以后，老師們開始頻繁進出這棟灰色的房子。房子里幾乎沒有高過一米的家具，凳子大多只到腳踝，屋里常年移動著一大一小兩把輪椅。在這里，生活就像地上低矮的板凳，始終保持著匍匐的姿態(tài)。

當年汪凌瑩父親穿過的那件衣服，皮子已經(jīng)剝落了快一半，掛在用竹竿削成的衣架上。地上晾著大蒜，屋子里黑洞洞的。除了過年時貼在墻上，被撕成條狀的紅紙，屋里唯一鮮艷的色彩就是一套綠色的桌椅，和掛在墻上的一塊墨綠色的小黑板。

這就是汪凌瑩的教室。課堂上只有她一名學生，12位老師每人都是她的班主任。

隨著病情惡化，她的視力和聽力不斷下降，能夠看清的事物越來越少，連書上指甲蓋大小的字也看不清了。為了方便她閱讀，老師們會用黑色油彩筆把課文抄在一張A3紙上，或者把一個生字打印成巴掌大小，用紅色在上邊標注拼音。還用硬紙板手工制作了一把尺子，大小是普通塑料尺的十幾倍。

最初那個裝書本的袋子破了又換，里頭卻始終是小學一年級的課本。剛開始，她連類似“跟讀一遍”的上課指令也無法理解，拼音學了整整一年，四個聲調(diào)都說不好，說話時緊張得手指都在顫動。老師手把手教她寫字，總是擔心用力太大把她的骨頭捏碎。

但她似乎永遠不會疲憊。接連兩三個小時的課程，汪凌瑩從來不需要休息，總是央求老師“再講一點”，到吃飯的時間也不想讓老師離開。她沒有午睡的習慣，“不困”，覺得睡覺是“晚上該干的事”。就算在病床上，身邊也總是放著老師為她抄寫的課文。

她心里明白，自己必須珍惜課上的每分每秒。因為這次下課以后，下次上課又將是一周以后了。

為了讓她的等待顯得不那么漫長，蔣有兵給她買了一個芭比娃娃，金色的卷發(fā)，桃紅的裙子。娃娃會唱歌、講故事，還會說“再見”“你好”。那是蔣有兵跟自己剛上幼兒園的女兒一起，在千島湖鎮(zhèn)最大的廣場上買的。每到夜里，那里有孩子在寬闊的湖邊玩滑板，樓上閃爍著紅色的霓虹燈：“花樣年華”。而汪凌瑩能看到的最遠的世界，通常只是窗外低矮的桑樹和蒼翠的竹林。

在汪凌瑩的花樣年華里，她成了家里唯一一個會寫自己名字的人。幾乎在課本的每一頁上，她都寫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
汪凌瑩寫字時，緊握著筆的手指關(guān)節(jié)泛白，鉛筆在紙的背面留下了深深的印記。有一頁從上到下，她分別寫了父親、母親和自己的名字，旁邊用小字標注著：大、中、小。

一開始上課的時候，母親要么在廚房做飯，要么在院里洗衣服，總是離得遠遠的。有人給她拍照，她總是把較短的那只手腳盡量隱藏起來。后來有老師告訴她，沒事的時候也可以聽聽課，“這樣你們平日里就能互相復習。”她開始靠得越來越近，最后直接搬了個凳子坐在女兒身邊，跟她一起聽課。汪凌瑩第一次有了“同學”。

她的父母都沒上過學，小時候“連飯都吃不上”。長大后，父親只能去附近的建筑工地打零工，每天4點從家里出發(fā)，中午就在樹蔭下睡覺。“沒文化能做什么呢。”這個53歲的木訥男人雙手粗糙，臉上總是掛著憨厚的笑。村里有人去城里打工，他不敢去，怕“不認識路走丟了”。

汪凌瑩的父親在家排行老二，下面還有3個弟弟跟70多歲的母親住在一起。老宅就在他家門前不到100米的地方。白墻灰瓦的房子里頭，方方的天井取代了電燈，桌上擺著幾個剩菜，跟泔水桶的味道混合在一起，油膩的吊扇是為數(shù)不多的現(xiàn)代家具。這家里的人經(jīng)常連戶口本和存折都分不清。

因為家里太窮，汪凌瑩的3個叔叔至今討不到媳婦。正對著門口的墻上，一副閃著金色的“囍”字匾額孤單地掛了15年。那是汪凌瑩的父母結(jié)婚時掛上去的，為了結(jié)婚，她的父親借了96斤包子、96斤豬肉和96塊錢當作聘禮，38歲時才成了家。

這家人再也不想讓孩子重復自己的命運。盡管有時，這并非是他們能夠決定的事情。

慢慢地，汪凌瑩開始變得跟母親一樣，只能靠挪動來感受這個世界。上課時，她要從輪椅挪動到課桌上。洗衣服時，她要從低矮的小板凳挪動到高一些的凳子上。

12位班主任的到來，為汪凌瑩帶來命運的轉(zhuǎn)機。今年2月份，汪凌瑩的故事被媒體報道后，在淳安縣政府的幫助下，她被送到浙江省人民醫(yī)院接受治療。

病房的窗外，天色漸漸暗下來了，只有高架橋燈火通明。汪凌瑩背對著窗子，艱澀地讀著課文。“再讀一遍，大聲點。”蔣有兵幫汪凌瑩把頭發(fā)攏在耳后，輕輕地說。她的腿剛做完手術(shù)，還沒拆除固定板，小巧的腳趾動來動去。

她喜歡這個人來人往的城市。父親用輪椅推著她去看過西湖，沒事的時候，她會拿出手機，一張一張地翻看當時的照片。在這之前，她的移動范圍通常是家里的一樓和院子，甚至連樓頂都沒去過。

看著汪凌瑩，蔣有兵總能想起自己的童年。他的老家在千島湖的另一頭，小的時候就住在半山腰上，高速尚未通車，去一趟縣城必須要坐輪渡。母親不識字，可就算只吃醬油拌飯，也總會省下錢來供他上學，告訴他“不考第一，過年就沒有新衣服穿。”上世紀80年代出生的他從小就知道，讀書是走出大山的唯一途徑。現(xiàn)在，已經(jīng)走出大山的他又回到這里，想要幫助更多的孩子改變命運。

和蔣有兵類似，雙源完全小學的12位老師都來自或遠或近的農(nóng)村和或遠或近的時代。一位90后的年輕老師小時候是留守兒童，當年為了讓自己在同學面前更有“優(yōu)越感”，才選擇讀書。而一位出生于50年代的老師說，當時讀書只是為了“吃上國家糧”。

如今，這些人從四面八方聚到一起，希望這個選擇能夠在汪凌瑩身上得以延續(xù)。

“我們都是從農(nóng)村出來的，深知每個人都應該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。”蔣有兵說。

在汪凌瑩的病床前，掛著66只千紙鶴，那是學校里66個學生親手疊的，其中有36個是留守兒童。學校的學生人數(shù)一直在下降。升國旗的時候，年級從高到低排列，能看到人數(shù)越來越少。汪凌瑩家所在的村莊總共不到10戶人家，大多數(shù)居民是垂暮的老人。到附近鎮(zhèn)上的公交每天只有兩班，站牌上用黑漆寫著殯儀樂隊的廣告。如果不是這12位老師，這些孩子可能會像整個鄉(xiāng)鎮(zhèn)一樣，被時代遺忘在沉沉的大山里。

那66個孩子跟汪凌瑩相比，其實也并未見過更多、更大的世界。今年他們的六一禮物，是兩個家庭分吃一桶肯德基。那一天，45個紅白相間的紙桶整齊擺放在白色貨車的后斗里，一路飄著香氣行駛進大山里。

蔣有兵有時會指著遠處的大山跟孩子們說：“你們不想知道山那邊是什么嗎？”他想讓孩子們走出去。“走出去不是指身體的離開，而是視野的開闊。”蔣有兵說，“我希望讀書能帶給他們的，是擁有選擇人生道路的權(quán)利。”

相比之下，汪凌瑩的愿望要簡單很多，僅僅是能走路、能識字、能活下去。她并不知道，自己的病根埋藏在基因里，想要徹底根治無比困難。

“等我腿好了就去學校，認識字以后就啥都能干了。”說話時，她咧著嘴笑，眼神卻有些迷離，仿佛無法聚焦到眼前的人身上。

她把記者手機里關(guān)于北京的照片一張張保存下來。在她剛學過的課文里，有一篇叫《我多想去看看》：

媽媽告訴我／沿著彎彎的小路／就能走出大山／遙遠的北京城／有一座天安門／廣場上升旗儀式非常壯觀／我對媽媽說／我多想去看看／我多想去看看。

在她家里，有間屋子一前一后擺著兩把椅子，其中一把是她的輪椅，還保持著她住院之前的位置。如果人坐上去，視線剛好對著窗外。 

（原標題：13歲女孩患脆骨癥坐輪椅7年 12位老師翻山講課 ）